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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中国法律的实施

“汉法”与“蒙法”的原始和根本区别。汉法主要系根据儒家学说，是一种文治思想。蒙古法则为草原传统，是一种武士文化。论治国目标，儒家着重行仁政、尚德治，而蒙古人则以“取天下了，各分土地，共享富贵”为最高宗旨。论政治组织，儒家强调统一尊王，而蒙古人把大蒙古视为“黄金氏族”全体成员的共同财产，应该是封建的。

论军事， 儒家讲究偃武修文， 以文御武。蒙古人则自认承受“长生天”之命而征服世界，奉行军事帝国主义。关于财赋，儒家强调轻纳赋税，藏富于民，反对敲诈勒索，而蒙古人认为富国强兵，厚赏贵族才是根本原则，不应该节俭。

在用人上，儒家注重选贤任能，从而发展了科举制度。蒙古人则着重“根脚”，强调私属主从关系及勋臣子弟世袭权利。蒙汉两法可说南辕北辙，难以弥合。

儒家思想被中原王朝视为正统思想，也是有效的整合工具。忽必烈建立中原，只好采用中国人的方法，尊重儒家思想。虽然他推崇儒家思想，但他对李墨吾的终生热爱不变。其时的主要政治斗争似乎是儒臣与色目聚敛之臣之间的冲突。实际上聚敛之臣不过是忽必烈实行蒙古法的工具。

元朝中期主要的政治纷争也是汉蒙法律之争。顺帝初年，从伯颜革除科举，镇压汉人，再从伯颜的所作所为“改”，仍是这种斗争的延续。总之，终元一代，“汉法”与“蒙古法”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不断。元廷不仅不能赢取汉族的真正认同，即在蒙古、色目族群之中，意识形态亦无法统一。

第二，政治待遇

在近代朝代，科举制度主要用于选拔统治精英，科举制度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整合工具，通过普遍的评价使各个地区甚至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进入统治阶层。元初没有科举。即在中期恢复科举后，由于录取人数甚少，而且名额分配偏蒙古、色目，所起统合作用不大。

元朝的统治精英非常封闭，不具有包容性。精英招聘有两个主要标准：

一、家庭背景：当时所谓的“根”。若干与皇族有私人隶属关系(——，即所谓“三陪”3354)且有功勋的家族，可享有封建和世袭特权。其次是民族等级制度：蒙古人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，根据民族差异和投降的时代，将民众分为蒙古人、色目人、汉人、南方人四个群体。四人在政治、法律、军事等方面待遇不同。

从民族差异来看，汉族人，尤其是南方人，在官运机会上与蒙古族和色目人相差甚远。元朝中期共有品官二万二千四百九十人，其中30.45%为蒙古、色目人，69.88%为汉人、南人。表面看来，汉人、南人官员所占比例不可谓不大。

但是，各个民族的人口差异很大。据估计，蒙古族和色目人只占总户数的3%，汉族占15%，南方人占82%。可见，各个民族成为官员的概率差别很大。

从家世的观点而言，元朝最高阶层的官职几为数十“大根脚”家族所占据，其中有蒙古、色目人，亦有汉人。木华黎等“四杰”原是成吉思汗最亲近的“伴郎”，其子孙克称其为金童。像镇史、藁城董氏等一批杰出的汉军世家也享誉世界。南人之中并无真正“大根脚”家族，完全摒斥于最高统治阶层之外。

南方人，尤其是江南文人，做官难，是政治整合的严重缺失。宋朝战争中，元朝廷为了速战速决，采取了投降政策。投降的官员都是高职以上学历，还规定南宋官员可以“报省改任”。至元十九年(1282)又遣程钜夫至江南访贤，荐用名士二十余人。但是，元廷对南人极为猜忌，而北人对南人亦甚歧视，认为“新附人不识体制”，“南人浅薄不足取”，多方排挤。

元十五年(1278年)江南有革除冗官的诏书，告之“翰林院、南儒今为丞相，大儒华各路慰戴虎符者，皆荒谬，其见如此弃之”。同年八月，上谕“追灭宋官所受之供状”。南宋降官纷纷罢职，此后不仅“北方州县并无南方人士”，而江南地方官亦多北人。

也就是宋平之初，元朝做官的南方人大多是武将。学者人数少，地位低。日本学者植松正曾分析南宋进士人元后的政治动向。现有史料可稽之一百五十一人中，退隐不仕者八十四人(55.6%)，出仕元朝者五十七人(37.8%)，动向不明者十人(6.6%)。

然而，在被任命为官员的57人中，有22人只担任学术职务。官职较高者不过留梦炎、方回、谢昌元、青阳梦炎、臧梦解等寥寥数人。宋朝灭亡后，江南隐逸之风甚盛，其中固有不少胸怀悲愤不肯出仕新朝的宋遗民，也有不少求官无门而被迫退隐者。

而且当时南方人在北方猎官非常盛行，正如萨提亚奎诗《芒鞋》所说：“南方人求功名，去北方京师，而没有

北方的大地主大多是蒙古贵族官僚和汉族军人家庭。蒙古贵族和官僚，或因皇帝赏赐，或以祭祀或其他名义强占农田，然后取代原来的女真人地主，成为汉人土地的大地主。北人甚至讥笑北上求官之南人为“腊鸡”。不过因受等级限制及缺乏“根脚”，求官者每每无功而返。

江南地主阶级是最重要的一个，也就是南宋时已经非常富有的平民地主。这些平民地主往往为你的钱谋财，或贿赂官员，或与地方官勾结控制郡县，借助自己的政治影响力进一步扩大财富。虽有一些士人为元政权殉身，更多士人或支持张士诚、或拥护方国珍、或成为明朝的开国功臣。总之，元朝用人取士，欠缺包容力。

在农民中，北方有很多农民和奴隶，而南方的租佃关系更为发达。因而，汉地、江南原有的阶级差异未经消弭。征服状态则为社会顶层增添了蒙古色目贵族官僚地主，而在其末端奴隶阶层则有扩大的现象。

日本学者有高岩估计，洪灾总人数多达1000万人，占总人口的很大比例。南方租佃关系的发展是由于土地狭小，人口密集。佃户支付50%以上的地租，与地主有很强的人身依附关系，被剥削不止一端。

汉军世家原来多为金季的土豪，顺应时势归降蒙古后得以雄视一方而广占田土。两者都是因贵而富。

第四，元朝统治者对中国文化的接受。

有如陈得芝所说：“江南地主的经济势力沿着南宋时代的发展趋势不断增长。”一方面，由于文化落后，元朝廷无力进行“引导性的文化变革”，如欧洲人在亚非拉推行的西化政策，日本在台湾、韩国推行的“帝国国有化”，迫使下属民族接受自己的文化。驱口的增多亦可说是征服战争的结果，大陆学者多认为是受蒙古社会奴隶制的影响，而驱口最初的来源以军前掳掠所得人口为主。由于蒙古将吏及汉军军户集中于汉地，故北方驱口独多。驱口既用于家内役使，亦用于生产，其法律地位“与钱物同”。

过去很多学者认为，来建立征服王朝的民族中，蒙古族与汉族的文化差距最大，汉化程度最浅。这个说法虽然总体不错，但还是需要修改。元廷为保持社会安定，减少动乱，屡次施行压抑豪强，扶助贫弱的政策。但其主要政策为保持中原社会现状，以利统治，加以吏治败坏，无法执行改革。每次改革皆是草草终场。社会鸿沟反因征服而加宽。

元朝从未实行民族隔离政策，蒙古、色目人散居全国，与汉人杂居。生活环境的变化导致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的变化，与汉族通婚是必然的。蒙古人文化落后，却是“政治主宰民族”，这是蒙古人不能真正汉化的症结。

而且正如洪金富所说：“许多与其他民族通婚的汉族人，都有民族化或蒙纱化的倾向；更多的蒙古族和通婚汉族的色目人有汉化倾向，或者已经汉化了。”另一方面，民族及政治认同为蒙古人凝聚力的命脉，亦为其特权之保障，元廷固然不能提倡汉化，而蒙古人亦无法完全汉化。虽然很多蒙古人失去了“游牧文化认同”，但一旦征服状态存在，蒙古不会放下征服者的身影，“以为权人贵，视南方人为奴”，也不会放弃民族和政治认同，与汉族打成一片。

近来的研究显示：蒙古人与汉文化并非格格不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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